最近，美国爆发了名为“黑命攸关”（Black Lives Matter）的抗议运动。在我看来，相比于50年前的黑人民权运动，这场运动更多是一种立场和情绪之争，鲜少有基于逻辑和理性的论辩。图 | “Black Lives Matter”口号其实，这些年在很多国家都出现一种趋势，那就是舆论场上的争论，越来越基于立场和情绪，越来越没道理可言了。过去的争论还是基于逻辑，但现在的争论更多是基于立场。以美国黑人运动的演化为例，就有着很鲜明的体现。20世纪60年代后期，马丁·路德·金发表了著名演讲《我有一个梦想》，演讲中说：就某种意义而言，今天我们是为了要求兑现诺言而汇集到我们国家的首都来的。我们共和国的缔造者草拟宪法和独立宣言时，曾以气壮山河的词句向每一个美国人许下了诺言，他们承诺给予所有的人以不可剥夺的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就有色公民而论，美国显然没有实践她的诺言。美国没有履行这项神圣的义务，只是给黑人开了一张空头支票，支票上盖上“资金不足”的戳子后便退了回来。但是我们不相信正义的银行已经破产，我们不相信，在这个国家巨大的机会之库里已没有足够的储备。因此今天我们要求将支票兑现这张支票——将给予我们宝贵的自由和正义的保障。这份演讲激情四射，令人热血贲张——激发人们的情绪，这本是政治动员中必要的一种手段——但金的演讲中绝不是仅仅有情绪，他激发情绪的目的，是要以有冲击力的方式警醒人们直面一个事实：黑人的不利状况，与美国《独立宣言》当中对于普遍人权的承诺截然相反，是《独立宣言》和美国宪制的一种自我否定。普遍人权的理念是白人也都认可的，那么黑人和白人就有了基础共识，可以此为基础向下进行理性讨论。这样的过程就是美国宪制的自我完善过程，带来的是共同体意识和社会共识的自我刷新。2020年夏天，美国爆发了抗议白人警察对黑人弗洛伊德暴力执法的运动，运动的口号是“黑命攸关”（Black Lives Matter），并迅速升级出一系列匪夷所思的事情。比如谷歌公司决定放弃浏览器中blacklist（黑名单）的说法，改用blocklist，代码术语中常用的master-slave（主-从）的表述，也不能再用了，以便保证不会出现对黑人的歧视性表达。再比如，风靡全球的美剧《老友记》（Friends）的制片人发声表示认真反思，因为当初在剧中对于种族多样性的反映不够，主角当中居然没有一个黑人；经典影片《乱世佳人》因为有关乎对南方奴隶制的涉嫌溢美的场景，于是被下架。全美各地都自发地兴起了历史清算运动，各种与奴隶制有关的人物塑像被拉倒，甚至连曾经蓄奴的美国国父们也无法幸免。图 | 华盛顿特区拉斐特公园前广场被指定为“Black Lives Matter”广场这样一种冲突、抗议的过程，其中很难看到多少理性辩论的声音，所关注的并不是黑人权利的平等保障，以及如何制度性地落实平等保障；人们更多的是基于非理性的情绪和立场，所做的各种出于政治正确的站队。这种过程没有什么建设性，带来的不是社会共识的刷新，而是社会的更深层撕裂。这与马丁·路德·金所奋力推动的黑人民权运动形成了鲜明对比。类似的状况在中国也在发生。疫情当中有人做了“疫情日记”，引起极大关注，但过了没有多久这些日记就引起了巨大的社会争论。遗憾的是，争论中所看到的较少理性的辩论，更多是各种基于立场的谩骂，对峙双方似乎追求的根本就不是达成新的认识，而仅仅是情绪宣泄而已。要通过辩论努力去“达成新的认识”，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基础共识；而基于立场的争吵，则似乎是双方都不屑于这一点，那么社会的基础共识就会破裂，陷入深刻撕裂当中。这里所谓的基于逻辑来争论的“过去”，和基于立场来争论的“现在”，时间之分大致要划在哪里呢？很难有个定量的说法，但是我们可以直观的、定性的感受到，它很可能就是最近十年发生的变化。十年前我们在微博上看到的各种讨论，还不是这个样子的，那个时候仍有某种未明言出来，但人们默认要去追求的一种共识的。我对此的猜测是，舆论场中共识的丧失，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公共空间的丧失。今天不再有公共空间，只剩下公共事件——弗洛伊德之死、对疫情的记录所引起的争论等，都属于公共事件。公共空间和公共事件，它们对于社会秩序的意义是大不相同的。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哲学家哈贝马斯提出，在国家和社会之间还有一个公共空间，市民们可以在这个空间中自由讨论，哈贝马斯称这个空间为“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这个领域向所有人开放，人们在其中进行公开交往、公共讨论，从而形成某种接近于公共舆论的东西。公共领域早期的典型体现，是18世纪资产阶级社会中出现的俱乐部、咖啡馆、沙龙、杂志等，到20世纪，报纸、广播和电视等越发成为公共领域的媒介。也就是说，公共领域的存在是社会能够达成基本共识的前提。人们在公共领域中习惯于与不同的观点共存、辩论，在辩论中来突破自身观点的偏狭，形成共同体意识的自我更新。我之所以从“公共空间”的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在于公共领域要想能够起到应有的作用，人们就必须得在物理意义上共享着时间结构和空间结构。如果这种基本的物理前提都不具备，公共领域就无从展开，因为无法再进行公开的交往与讨论。我们就以电视和报纸为例来解释这个问题。十几年前的互联网上，还没有今天这么多的内容，人们获得信息的首选来源就是电视和报纸。我有个特别深的印象就是，十几年前我大学毕业不久，跟两个同学聊天，其中一个说到，自己新租了房，各种家当都置办好了，但是还没有电视，另一个就随口评论了一句说，“最重要的东西反倒还没有置办。”电视作为最重要的家当，这在当时是默认的事实，但在今天是很难想象的，今天很多年轻人家里可能就没有电视了，因为不需要。当年的报纸也是起到差不多的作用，我到现在仍然记得九十年代末读大学时，每周固定的两天，各个男生宿舍抢那一份《体坛周报》的日子，因为那是能看到体育消息和评论的为数不多的信息来源。十几年前的电视和报纸就提供着一种规定时间和空间结构的功能。电视频道是相对有限的，电视节目都是在固定时间播放的；报纸的种类也是有限的，发行时间也是固定的，人们都没法自主选择观看或阅读的时间。如此一来，时间结构被普遍规定了。还有一些节目是在每年的固定时间固定播放的，人们在每年差不多的时候都在有着共同的期待，这些节目就进一步发展为一种媒介仪式，涂尔干的宗教学研究告诉我们，仪式是人们获得共同体感受的重要途径。图 | 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展现了60年代公共放电影的场景共享的时空结构还带来一个特征，就是在这种时空中能够进行公开的交往与辩论的人们，多半都是熟人或准熟人关系。人们在交往及辩论中，都是带着多重身份属性的。他们的身份可能同时是个父亲、是个工程师、是个球迷、彼此间还是同事，等等，就算彼此是陌生人，他们还是很可能通过三四个人的串联，就能形成彼此之间的关联。所有这些都使得，人们必须习惯于与抱持不同观点的人共存；并且由于多重身份属性的存在，人们通常也会主动节制情绪的宣泄，不会不问是非只问立场地站队，杠精是很难获得朋友的。但是，社交媒体、移动互联网以及推荐算法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共享的时空结构消散不见了。在今天，人们再想获得什么信息，不再受制于电视节目或者报纸出版周期的时间节奏，拿着手机就可以随时随地去搜索、观看、阅读。公共空间所需的共享时间结构没有了。互联网上的信息铺天盖地，过去电视和报纸进行话题设定的能力，也迅速被这海量信息所淹没掉了。海量信息都在争夺用户的眼球，渴望能够多占据用户的一点时间，多被点击一下形成流量，于是就出现了推荐算法，它可以基于用户的阅读习惯、购买习惯等，迅速摸清用户的喜好，给每一个用户主动推荐他最感兴趣的内容。每个人的阅读时间都被自己最感兴趣的内容填充得满满的，没有精力再去涉猎其他；同时每一个人所阅读的内容都不一样，公共话题就进一步地弥散掉了。这就形成了现在人们经常在谈论的一个概念，“信息茧房”。推荐机制大大压缩了人们接触到不同信息的机会，人们迅速地进入了单向度的信息茧房。人们不断地接受着丰富的信息，觉得自己随时随地了解着世界，但实际上这不过是因为自己总能看到感兴趣的东西，获得了舒适感，所带来的错觉。在信息茧房当中似乎营养丰富，但实际上营养极为不均衡；既有观点的不断重复，会不断地强化个人既有的价值取向和认知。人们越来越不习惯于和不同的观点共存，进行建设性的公共讨论的能力就会迅速下降。实际上，信息茧房在某种意义上取消了“公共领域”意义上的“公共性”。社交媒体的出现，把人们的社会交往所依赖的物理空间给击穿了，没有了共享的空间结构，就进一步消弭着那种“公共性”。社会媒体可分为公共性的社交媒体，比如微博，和私人性的社交媒体，比如微信。私人性的社交媒体很容易把有共同兴趣爱好、共同立场的人给聚合在一起，这些人的日常讨论、互动也会不断强化既有的观点和立场，起到和推荐算法差不多的效果，进一步强化“茧房”效应。线下社交的多重身份维度，可以节制着个人不会任意宣泄情绪，线上却没有这种节制机制，我们甚至经常在属于私人社交媒体的微信群里也看到互相谩骂吵得一塌糊涂的情况，都是与这种轻社交的逻辑直接相关的。这些条件变化的结果就是，人们进行建设性的公共辩论的能力在下降，意愿更是大幅下降。人们不再习惯于与不同观点共存，而是更愿意待在自己所熟悉、喜欢的信息茧房里。在每个人都处于信息茧房中的时候，一切都看起来是那么和谐，每个人都和自己观点相同的人感受着一种虚拟出来的岁月静好；就算遇到了观点不同的人，也可以把对方当作是弱智，劈头盖脸臭骂一通之后把对方拉黑，无比爽快。可是这个社会的“公共性”，也就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消弭而去。近年来经常可以看到有人在讨论“信息茧房”问题，批判推荐算法、社交媒体所带来的这一系列问题。在我看来，这种批判的意义比较有限。随着技术的发展，推荐算法、社交媒体都是迟早注定会出现的商业模式，由于它极好的商业效果，也一定会迅速扩展为各大平台都会采用的模式。既然是注定要出现的，简单地批判它的社会效果就意义有限了，要追问的是，这样一种信息茧房的状态如何可能被突破？我之前做过的一种乐观推想是，随着一种模式的发展，它会催生自己的对手来突破这种模式。比如，“百度”曾经是人们获取信息最重要的搜索引擎，竞价排名的商业模式对百度来说是最简单的，由于它在搜索引擎上的垄断性地位，对这种商业模式很容易就形成了路径依赖；相应地，用户想在百度上搜索到有用的信息，搜索成本就开始升高。于是“知乎”这种专家答问、提供高质量信息的模式就浮现出来，占据了被百度放弃的生态位，赢得自己的忠实用户。但是随着知乎的发展遭遇用户数量的瓶颈，它开放了更多的提问和回答的空间，内容水准不像早期那么高了。于是未来有可能会出现新的不以追求用户数量，而以追求用户质量为目标的新的小众APP，来重新占据被知乎逐渐放弃的生态位。然而这种乐观推想，却有一个问题仍然无法解开，那就是，那种小众APP，不就是一种新形态的茧房吗？这个社会的公共空间仍然是付之阙如的。直到2020年的一系列黑天鹅事件，却让我看到了一种新的可能性。这一系列黑天鹅事件，诸如“黑命攸关”运动，疫情，对疫情的记录引起的争论，等等，都是巨大的公共事件。这些直接击穿了信息茧房的墙壁，瞬间撕破了人们幻想出来的岁月静好。过去的公共空间中所设定的议题没有了，那么世界就直接以公共事件来狠狠地刺痛所有人，让人们被迫走出茧房，重新进入同一事件场域。任何公共事件，都会激发出不同的观点，在过去，这是刺激社会大辩论，从而迭代升级社会共识的好机会。然而，这十年来，由于公共空间的丧失，很多人已经不习惯和不同的观点共存，尤其是在这十年间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相当程度上就是在信息茧房中开始其社会化过程的。结果是，人们进入同一场域，但这一场域却并只有事件意义上的公共性，而没有观念意义上的公共性。人们被迫走出茧房，走出自己的舒适区，本来就一肚子怨气；蓦然间看到大量和自己不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观点，却丧失了基于逻辑辩论的习惯和愿望，于是就开始在网络上以宣泄情绪的方式来争吵。社交媒体时代轻社交的特征，使得人们没有节制情绪的动力，大不了拉黑走人，所以争吵很快就会升级。这种争吵丝毫无助于认知的提升，只会让人感受到对手的“恶意”，对方的“恶意”很快会发展为对自己一方的人格怀疑，这是令人难以忍受的，出于一种维持自己尊严的潜意识，情绪迅速就会替代理性，逻辑变得不再重要，人们会逐渐强化自己也许本来未必那么坚持的立场。结果就是，公共事件击穿了茧房，人们被迫进入一个没有公共性的“公共空间”，又在这里面迅速地进入到了“二阶茧房”，社会陷入更加撕裂的状态。2020年初以来我们所看到的各种撕裂，原因大概就在这里。这看上去似乎是个更加令人绝望的状况，然而，这里面很可能孕育着新的可能性。人们不习惯于和不同的观点共存，还可以拉黑不看；但是公共事件所可能带来的各种伤害，却不是躲在茧房里就能当它不存在的。一句话，茧房只能在虚拟世界里给你某种“保护”，却无法在现实世界里真的给你岁月静好。茧房里所营造的虚假舒适，是无法解释现实世界的各种问题的，公共事件所带来的具体伤害，总会让茧房里基于立场的各种解释落空，让人开始对自己的茧房产生质疑。2020年黑天鹅层出不穷，人们普遍都能感受到巨大的不确定性，很有可能，更多的黑天鹅还在飞来的路上。那就意味着，还会有更多的公共事件不断涌现出来击穿茧房，哪怕是二阶茧房，也经受不住黑天鹅的频繁冲击。你今天还能站在一旁看热闹，很可能明天轮到的就是你，你的茧房给你营造的世界也就坍塌了。频繁的黑天鹅，逐渐会让人陷入一种普遍的恐慌和焦虑当中。到了那个时候，就有了重新出现共识的可能性。国家学说的奠基人霍布斯，在其理论中就谈到，由于在自然状态中，每个人都有杀死每个人的能力，人们会陷入一种普遍的恐惧当中，这带来一种巨大的精神驱动力，人们想要摆脱这种状态。此时轮到理性登场，找出具体的办法告诉人们，该如何摆脱那种状态，这就是通过一部社会契约，来建立公共秩序。市面上经常看到的对霍布斯的解释，把他当做是专制的辩护士，实际上这都是对霍布斯的巨大误解，他的社会契约论的理论结构比通常的理解要复杂得多，霍布斯的理论在事实上为自由主义奠定了基础。细致阐释霍布斯的理论，在这里可能会偏题太远，我引用霍布斯，只是想说，普遍的恐惧，也可以成为共识和秩序的起点。